致瓜子铺出现的奇人（2）

República de Chile:

一些职业领域女性稀少，不是女性应当被歧视的原因，而是女性遭受歧视造成的结果。

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，纽约爱乐乐团都没有女性音乐家。在五六十年代，有两次聘请一两名女性，其他时候女性的数量都顽固地止步于零。但突然之间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女性音乐家的数量不断上升。

管弦乐队的人员流动率极低。乐队的组成是相当静态的（总共有大概100名乐手），只要你被雇用了，基本上就是终身制；音乐家被解雇是极其少见的事情。所以，当这个管弦乐队中的女性比例在10年内从统计学意义上的0%增长到10%时，可以想见，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。

这件不得了的事就是盲试。盲试制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诉讼后创立的，顾名思义，招聘委员会和乐手之间有一道隔板，所以无法看出是谁在试奏。这块隔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女性开始占新录用员工的50%。如今，纽约爱乐乐团的女音乐家比例超过45%。

这个事件表明，性别歧视会导致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才华时，产生误判。

类似的，还有科学领域。在早期阶段，当科学尚属于狂热爱好者的业余活动时，女性至少还有机会接触到它，即便只是嫁给有钱的科学家，进而有机会和他们在自家实验室里一起工作。但是到了19世纪末，科学变成了一项严肃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一系列规则和官方机构。于是，女性发现自己已经几乎被排除到了科学领域之外，迈阿密大学的历史学家金伯利·哈姆林（Kimberly Hamlin）说：“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科学本身的专业化过程是一致的。女性进入科学界的机会越来越少。”

这种差别对待不仅发生在位于科学等级顶端的大人物身上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甚至直到20世纪，女性才被允许进入大学学习或授予学位。

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，依然存在着女科学家，尽管当时的人并不希望她们存在。

玛丽·居里，虽然她是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，但1911年法国科学院却拒绝接纳她作为其中的一员，因为她是一个女人。

20世纪初，美国生物学家妮蒂·玛丽亚·史蒂文斯在发现决定性别的染色体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，但她的科学贡献基本被历史忽视了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数学家埃米·纳脱被提名为格丁根大学的教员时，一位教授抱怨说：“当我们的战士返回大学，发现自己要屈尊向一个女人学习，他们会做何感想？”在随后的四年中，纳脱在一位男同事的名下非正式授课，而且没有薪水。

1944年，尽管物理学家莉泽·迈特纳对核裂变的发现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，但她却未能获得诺贝尔奖。她的故事就是一堂关于坚持不懈的人生课。在她成长起来的奥地利，当时女孩如果超过14岁就不会再接受教育。为了追寻自己对物理学的热爱，迈特纳跟随私人家庭教师学习。当她终于在柏林大学得到了一个研究职位时，办公室却是一间很小的地下室，而且没有薪水。大学还禁止她出入男科学家工作的楼层。

罗莎琳德·富兰克林为破译DNA结构做出的巨大贡献几乎完全被无视了，在她去世后，1962年，詹姆斯·沃森、弗朗西斯·克里克和莫里斯·威尔金斯分享了诺贝尔奖。

1974年，为发现脉冲星而颁发的诺贝尔奖，并没有授予真正取得突破的天体物理学家乔斯琳·贝尔·伯内尔，而是给了她的男导师。

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玛蒂尔达效应。玛蒂尔达效应由美国科学史家罗西特在1993年提出，这里的“玛蒂尔达”是19世纪的一 位美国女作家，她有着成就不被承认的经历。也就是说，玛蒂尔达效应现象指出了史书上的女性名人稀少的一些原因在于，女性的成就被忽略、除名、贬低或被归于男性。

也许那人会反驳我说：我看有的女人压根就没有加入那些职业的想法啊？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事——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，叫「标签效应」：你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，就会不自觉地朝着什么方向发展。总被说成是废物的孩子，更容易真的成为废物；一度被打上罪犯标签的犯罪者，更容易再犯；精神疾病患者一旦背上污名，就很难回归正常生活。

“小公主”、“脆弱”、“专横”……这些女孩标签我们并不陌生。

甚至在进入青春期之前，世界各地的女孩就已经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、价值和作用有了内在的信念，认为自己是受抚养的、脆弱的或无能的，并被告知要采取相应的行动，强化性别定型观念，使女孩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。

我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向他们灌输偏见。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当女孩在5岁开始上小学时，她们和5岁的男孩一样认为女性可以“非常非常聪明”。但是到了6岁，情况就不同了。她们开始对自己的性别产生疑问。事实上，她们开始限制自己：如果一个游戏是为“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”准备的，5岁的女孩会跟男孩一样想玩，但6岁的女孩突然就不感兴趣了。学校教育小女孩，才华不属于她们。

在本世纪初，作为最受欢迎的工人阶级，出租车司机使他们的伦敦居民大吃一惊。伦敦出租车司机以其完美的导航能力闻名于世，他们能够定位到最狭窄和隐蔽的小巷，他们的大脑正在被自己的工作从生理上改变。

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学家埃莉诺·马圭尔（Eleanor Maguire）发现，记忆25000条街道和数千个地标（这些被称为“知识”）的精神壮举可能正在改变出租车司机海马体的大小，海马体是大脑中与记忆有关的区域。这个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它帮助我们确证了科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形成的想法，尤其是经由动物研究，人们发现：人类大脑并非从童年开始一成不变，实际上终生都带有可塑性。

保罗·马修斯说：“这些变化极其微小，却是可测定的。”针对音乐家、篮球运动员、芭蕾舞演员、杂耍演员和数学家的研究证实，大脑的可塑性真实存在。

在性别差异研究的背景下，这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如果高强度的体验和学习新的技能会塑造一个人的大脑，那么作为一个女人的经历也能塑造它吗？进而，可塑性是否能够解释有时会在成年人大脑中看到的性别差异？

按照吉娜·里彭、心理学家科迪莉亚·法恩、纽约性别学者丽贝卡·乔丹-扬（Rebecca Jordan-Young）以及瑞士伯尔尼的阿内利斯·凯泽（Anelis Kaiser）的看法，当神经科学领域的人谈论性别差异时，可塑性居然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现象。里彭说：“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时刻在吸纳大量信息，其中也包括别人对你的态度和期待。”本职工作让她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，即影响大脑的不仅是最大程度的学习或创伤经历，还有更微妙和更持久的事情，比如社会对待女孩和妇女的方式。

甚至就连身体素质的差异，也很有可能是后天驯化所造成的。新的考古学证据表明，在进入父权制社会前，女性要强壮得多。

2017年一项发表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》上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。这项研究由我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河南省文物局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等研究机构共同完成，调查了仰韶文化和东周时期两性的饮食结构和墓葬差异。

学者们利用墓葬中的人类骨骼样本比较其身高，并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，推测当时人们的饮食来源。

结果发现，仰韶文化时期女性和男性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身高差异，这时期两性的饮食结构也是相同的，主食都是小米和动物蛋白。

到了东周时期，女性的主要食物变成了小麦、大麦和植物蛋白，对肉类的摄入明显减少，而男性的饮食却没有显著变化。

正是在东周时期，女性的平均身高有了明显下降。除了完整遗骸的骨骼长度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，还有女性遗骸上出现了眶顶板筛孔样病变和多孔⻣肥厚的症状，这是由营养不良导致骨质疏松和贫血的证明。这两种症状在东周时期女性遗骸上的发生率高于同期男性。

该项目还研究了两个时期两性墓葬的差异。东周时期男性的葬坑更大，棺椁和陪葬品更多。但在仰韶文化时期，两性的墓葬没有明显差异。

结合仰韶文化处于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期，而东周社会已经完全进入父系制度来看，女性的身高降低、体质变弱伴随着社会制度、饮食结构的变化，这说明两性的体型差也许并非天生，而是后天驯化的结果。